作为宋代的超级明星，宋徽宗赵佶给自己设计的签名是“天下一人”。这一个字看起来像个没连上的“天”，有时候脚伸得特别长，有时候又特别短，像个得意洋洋的戴帽子的小孩，却怎么也不愿意“出头”，是最著名的“花押”。
宋徽宗赵佶（1082～1135）
时代主角
每年到了年底，就是徽宗赵佶最盼望的时间。赵佶是正统社交控，大派对的组织者，首都绝对的主角。他本人带头簪花骑马，让士大夫们在东京的夜晚更加自由。宋代本来就每年有三次大型庆典——“春、秋、圣”，各地老百姓从士大夫到农民无不游乐，繁华盛景吸引仁宗的宫女听到宫墙外的热闹还要抱怨宫里冷清。到了赵佶，干脆从每年的腊月就开始准备，一直嗨玩到正月底。
作为研究宋代开封最重要的叙事和图像史料——《东京梦华录》和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二者都是以宋徽宗时代为历史背景。后人对于宋代社会生活的论述和描绘，有意无意中也多以徽宗时代作为样本。郑振铎说中国绘画史必定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。宋徽宗身上集中的光芒，在后世越来越彰显，以至于现在的任何一种流行美学、高雅的生活方式，都有宋徽宗的影子。身为人的个性和灵性，赵佶在皇帝的位置上不仅没有被压抑，还利用自己占有的绝佳公共资源，彻底大鸣大放了一回。
一切赏心悦目自始。
政和五年，也就是1115年，宋徽宗从十二月二十九就开始期待新年，大放元灯。他觉得观民风、察时态对于自己这位“有道明君”来说就是一个主要任务。到宣和五年（1123），鳌山灯一直从腊月初一放到正月十五，要提前一个多月准备，创下中国节庆史纪录。赵佶已经把“玩”变成了正经的口号，“宣和与民同乐”，大牌子就挂在灯山上，辉煌夺目。
赵佶19岁继承兄长的皇位，仅仅六周后，他就对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开始了“不美”的抱怨。当时的宫墙用了翠毛装饰，如同珠宝首饰一样精雕细琢。这样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父兄的奢靡审美并不符合赵佶的品味。当时的北宋历经了“澶渊之盟”带来的百年和平，从欧阳修以降，到王安石、苏轼等著名的政治家们，不仅有许多出身平民的布衣宰相，而且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“青年一代”。
一个普通人在人间社会如何生存，这样精神层面的问题，儒教在北宋时还没有完全提供答案。后世人喜欢在“文艺复兴”的思路上寻找当时这些英才们的思想光辉。以“唐宋变革”来看，宋进入“近世纪”，不再是唐代贵族氏族社会，中央集权制里，皇帝本身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“官家”这个称谓本身透露着并不高高在上的距离，皇帝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。
赵佶的人生尝试正是从这里出发的。北宋文人从程氏兄弟到王安石父子到苏轼兄弟，有一种摆脱黑暗，再现太古的黄金时代的气概。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者伊沛霞认为，这种风气是一种理想主义。“面向未来，治理现在。这是经济大好时代的表现。”从这时开始，无论新旧两党，都拼命赞美皇帝以尧舜为榜样，诚意、正心、修身这些品格，成了皇帝和士大夫们都需要的伦理道德。神圣王失去了市场，哲人王成为现实。皇帝成了上司，不是君临下界，而是与自己具有相同的人的本性，服从同样的伦理规范的领导者。王安石新法被认为是滴水不漏的严密制度设计，是对儒教的深刻理解和对宋代社会现实最华丽的改革。传统观点认为，断送这个中国迈向近代的步伐的是道学，但道学认为是“靖康之难”。
“靖康之难”是宋徽宗为政的必然结果，还是一次偶然？直到现在也无法做出判断。如果以寻找这个答案来作为看历史的依据，肯定看不到徽宗面对的时代的真正现实。2014年哈佛大学出版的《徽宗》被史学界认为是目前研究宋徽宗个人最全面的著作。站在当时的角度，宋徽宗完全符合一个时代偶像的要求，优雅、博学、多思，具有艺术气质而非强壮，乘坐轿子，收藏古董和艺术品。“男性的精致文雅的新潮流”，是宋代的一个“转向”：从追求“大丈夫”，到崇拜文人。而这个转向的代表人物，就是赵佶。
《池塘秋晚图》局部，北宋 赵佶 作（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）
赵佶的日常
赵佶15岁封端王的时候，已经和开封最富有的收藏文化圈相互交流。神宗的驸马王诜，《西园雅集》的作者，和赵佶最好，送他梳头的篦刀，同时也送去了高俅。米芾、李公麟等都是赵佶的朋友，他少年时就已声名远播。“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，独佑陵在藩时玩好不凡，所事者惟笔砚、丹青、图史、射御而已。”赵佶十六七岁少年成名，作文词妙画，相比与他同时代的皇家子弟，“不凡”这样来自后世的赞美，对应的是他未登基时前朝宰相“轻佻”的批评。
熙宁年，皇亲国戚的月奉7万多缗，官员4万多缗，还不包括公家报销。在赵佶身边，高官俸禄极厚，百万家财者比比皆是，很多东京的高楼、名园都属于私人，这里聚集了高收入群体。因奢侈的建筑、宏丽的花园比比皆是，木材市场兴起，《营造法式》诞生。赵佶本人也是最大的买主和收藏家。五代十国的宫廷画师在宋统一天下后都来到开封，尤其南唐宫廷画师画的壁画点缀着大量开封皇城宫殿、官府，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，当时就是壁画之一。高收入和高消费使文化消费变成了北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，记载中显示，从建筑、宴饮、烹饪、旅游、花园、游戏等等方面都发展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。赵佶尽管也有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，但他已经迈出以规范来定义“美”的步伐。
在理学尚未禁锢人心的时候，宋是一个倡导心性和修养的时代。元代写宋史的脱脱写到赵佶时先写“诸事皆能”，意思就是不会当皇帝。到了目前伊沛霞的研究，1000年来对于赵佶的评价出现了新的论点。伊沛霞认为，赵佶这种对于艺术的极致追求，背后无不包含着政治和思想的诉求。赵佶面对的是一个升平之世，在他的时代，社会经济生机盎然，淡泊自然的理趣雅致，根植现实的道德伦理，构成了这一时代的底色和基调，中央集权对国家统治的纵深远远大于唐，文化影响的空间辐射远远超过宋政权的国土面积。
日本学者小杉一雄认为，宋瓷“才是贯通古今东西，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”。
关于瓷最有名的诗句都来自赵佶对美的定义。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是他做的一场梦，其实这首诗也可能是柴荣所做，可是大量的后世文献记载，都把这句话送给了极大提高官窑青瓷标准和质量的宋徽宗，因为他追求极致美感的形象深入人心。
探讨赵佶的日常，会被“兔毫连盏烹云液”的茶盏吸引。他的茶花打得出神入化，“白乳浮盏面，如疏星澹月”，确立了品茶的最高表现形式，突破了饮的界限。《大观茶论》要求茶盏青黑、有玉豪条达，茶瓶宜金银，清轻干洁的水，配合点茶技巧。北宋官窑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“国有”窑口，宋代官窑瓷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。这就是赵佶的创举。严格按照诏敕编纂的《宣和博古图》为造型蓝本，以仿三代青铜器和古玉器为主，依“名古器”为造型依据，使产品件件有典、禀赋深义，成为当年“新成礼器”的一部分。这些带着文化密码的瓷器在当时只是皇家日用品，离赵佶眼中的艺术，距离非常遥远。
什么是美？如何定义？这样对于美前所未有的热衷在中国还是第一次。无论中国、日本还是全世界，有一种布迪厄所谓的“被身体化的嗜好”，很容易就追寻到赵佶身上。其实回到当时的现实，赵佶的书法和画作并没有普及的宣传途径，还得通过他利用资源主动推进。换言之，并不仅仅因为他是皇帝就得到了浅薄的奉承式的认可，虽然当时他经常赐给大臣大量书画，有时受赏者一次多达60人，一时间朝廷无不奔走相告，只求一观。后期南宋所藏他的书画已经寥寥无几，到清乾隆时认真求索，赵佶名下的画作、书法真迹屈指可数，而且大多藏于宫廷，世间难得一见。
什么是美的表现形式？赵佶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书法、茶、画、收藏、园林，中国文化现在被津津乐道之美，都在赵佶的日常里，他以自己的力量、标准和品味来发展艺术。这些美的表现形式，流传了漫长的岁月，一代接一代被文化精英、士大夫为主体的审美者乃至今天的平民百姓继承延续。即使赵佶是一个如此失败的皇帝，艺术史、收藏鉴赏史的力量，也逐渐积累下来他对文化的认知。
恒久典范的建立，对规范的追求，对秩序的重视，如果仅仅以“美学”来概括赵佶的作为，显然过于简单化。赵佶登基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管理帝国臣民的信仰。他对礼乐制度的建设有很高的期待，欲通过礼乐制度建设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延续了30年的党争进行到他的时代，新旧党用的已经是一套相同的极端话语体系来互相攻击“忠、奸、正、邪”，作为君王的赵佶却与他的祖父、父亲不同，希望走上古圣人的道路。神宗时期君王所关心的是国家的政治与经济，关心如何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，到徽宗时期，君王所关心的已经更多地转向礼制文化，力求达到上古“圣王”的目标。
现在中国大部分神的性质、名称，都是《政和五礼新仪》里制定的，从朝廷到普通家庭采取的是完全同一的标准。如此详细制定礼仪规范的内容，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过。王国维说：“凡传世古礼器之名，皆宋人所定也。”赵佶第一次把古礼器集中定义，内府所藏青铜器达到800多件。中国文人阶层的收藏热至此开端。
《池塘秋晚图》局部，北宋 赵佶 作（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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